凯尔森的方案称为二战前的奥地利和二战后的德国之宪法保障机构的基本模式，属于德奥版的司法宪政主义。
《吉林省城乡居民临时救助办法( 试行) 》( 2010 年)。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覆盖面也迅速扩大。
[25] 林莉红、孔繁华：《社会救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0 页。三、社会宪法的制度建构功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宪法规范既课予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又为国家在制度形成中的裁量权设定界限。[18]除司法救济外，社会权利条款主要通过为国家设定义务的方式来获得实现，如深受英国法治传统影响的印度宪法第 37 条后一部分规定，但是，此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统治中仍然具有根本性，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加以应用。工伤保险参保 1．61 亿人。社会宪法规范不仅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课予立法者积极作为的义务，同时也要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保障保障制度发挥宪法审查的功能，确保社会宪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在普通法领域得到保护。
如目前我国已制定了 10 多件社会法方面的法律以及一大批有关社会保障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该书试图以社会部门的分工为基础，从实际存在的社会秩序出发对宪法规范进行整合和解释，进而提出经济宪法、社会宪法、劳动宪法、传播宪法、教育宪法、文化宪法、宗教宪法、环境宪法、科技宪法以及家庭宪法等部门宪法的分类，学术影响较大。一部至少在政治原则上被尊奉的成文宪法的存在，在政治宪法学的立场看来，就已经完成了革命与制宪这样的非常政治任务。
经由洛克和柏克，一种适当尊重历史与传统的英国宪政主义便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底色。对于成熟宪政国家而言，政治宪政主义的讨论是一种优化、改良与补充常规政治的理论因素。（2）文本关联性，这主要体现在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中，但与司法宪政主义所关注的文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即政治宪法学主要关注宪法文本中特定的政治宪法结构，就现代宪法而言，这种结构通常以人民主权为核心，因此，政治宪法学在成文宪法前提之下便主要表现为对宪法上的人民主权的具体结构形式的原则性论证与制度化关怀。对后者的理解常常会落入简单的自由主义脉络，由此导致由司法机关通过违宪审查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1] 2008年是一个关键性年份，既是经济改革基本完结的一年（张维迎语），也是政治社会改革进入优先序列的一年，同时还是宪法司法化遭遇根本挫折的一年，在这些背景下，政治宪法学话语应时而生，有关背景可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霍布斯面对17世纪上半叶波涛汹涌的激进共和主义，运用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的新政治科学论证出了一种绝对主权论，主张不应该打破一切传统支配关系，只要该种支配关系具有可被理性证立的正当性基础。
这种同质性体现于两个方面：（1）宪法上的人民，这一整体性存在通过将共同意志输入宪法之中而在形式上完成共和国整体人格的打造。这种严格的规范逻辑预设了常态政治的前提。[19] 关于当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性评论，参见田飞龙：社会管理创新的自治之维，载《观察与思考》2011年第10期。（2）社会反馈功能，即人民对政府的决策议题与方案进行评论，将人民的价值偏好展示于政府决策过程之中，充实政府决策的价值（政治）理性。
（3）翟小波的公议民主模式，侧重在既定宪法体制之下强化民主程序建构和公民审议，以程序化解实体难题，以民主推动中国宪法运转起来。因此，中国宪法的成文性是中国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理性选择。其次是英国的激进的现代共和主义方案。汤姆金斯正确接受了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观，却错误地得出了非常激进的、在英国宪法改革中很难受到多数人支持的、在英国宪政的政治理解上颇不成熟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协商民主与参与民主尽管同属于政治宪政主义的原则谱系，但其制度侧重点有所不同，协商民主侧重于民主过程本身的理性价值和协商程序的效用，而参与民主侧重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与民主代表性的增强。[12] 参见斯金纳：《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革命和制宪的开创性意义，而恰恰是建立在肯定、承认并理性守护前述开创性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严格戒备不断革命与不断制宪对既往革命与制宪成果的颠覆。通过上述对政治宪政主义规范基础与制度原则的理论说明，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政治宪政主义所追求的政治宪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共和宪法。
（2）司法至上的法治神话，这些混杂的情绪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精英对政治与历史的严肃而理性的思考，对政治宪法学的某些误解乃至于嫌恶也可追溯到这种情结之中，他们缺乏耐心与兴趣去细致理解与分辩政治宪法学到底说了些什么。这一思想框架的核心是共和主义，遵奉人民主权，认为任何现代政治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之上才具有正当性。在缺失最终决策权的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弱势民主，但在促进人民的普遍参与和人格成熟方面却是一种强势民主。上述三种政治类型具有如下基本特性或关系：（1）三者均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经验，均与宪法的缔造与守护密切相关，因而可以成为宪法理论的科学对象。从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性学术作品来看，其主要理论资源并不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或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是来自于欧美公法思想脉络——一种有别于主流地位的规范主义法学的、具有显著政治意识和民主价值取向的、体现反思性特征的进路。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一原则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分解为两种基本观念：（1）权力分立，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具有垄断地位。
不过，本文所奠定的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则既不同于阿克曼拼盘式的自由共和主义，也不同于英国学者激进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内宪法学者的既有论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政治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政治体系据以运转的责任规则进行条理化和系统化。这样一种共和原则的宪法落实被巴伯教授称为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其所张扬的绝对不是通过一套精英化的代议系统和司法宪政主义的守护系统来保护消极的个人，而是重新思考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在新的理念背景与技术条件之下如何可能的问题，即民主是否可能超越自由主义设定的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而真正成为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政治。
不过，在政治宪政主义所依赖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框架中，成文宪法规范是核心，是任何政治共同体建立现代宪政体系的主导框架，而作为背景规范的传统文化规范构成成文宪法规范的有益补充或解释依据[17]。值得注意的是，转型政治中已经包含着常态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转型政治应以有利于常态政治成熟为目标进行制度安排。
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体制是人际政治交往实践的产物，摆脱体制对人的自由的压迫的关键不在于放大人的私性自由和去政治化，而在于强化体制的公共属性，强化立法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公民作用。施米特的政治时间对应的是一种极端的非常政治状态：非常政治的例常化。（2）在宪政转型的路径思考上，突出政治而非司法的视角，对宪法司法化有着程度不同的保留意见，基本认为这种司法宪政主义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宪政转型的主导路径和动力模式。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区分转型宪政国家和成熟宪政国家所处的不同政治发展阶段及其宪法需求，就不可能提出具有理性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转型理论框架。
所以，讲政治似乎成为不同民族在严酷的全球化竞争时代塑造整体认同的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中国行政法学界的类似讨论，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与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汤姆金斯的理论误区在于未能正确理解英国君主之因素在英国宪政中的尊严性质以及维系英国政治统一乃至于英联邦政治联合的关键性作用。公开性制度体系的现代发展呈现出两种逻辑：（1）权利逻辑，即主要以知情权为基础推动公开性法律制度的建构，以各国的信息自由法为代表。
不过，笔者的理论选择显然受到上述诸位对共和主义不同理解的深刻启发。首先是阿克曼式的自由共和主义方案。
本文的理论选择是侧重于既定宪法文本之下的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成为公民是个体权利保护的根本机制，放弃成为公民则可能成为各种形式的精英专制的诱因。以不成文宪法而能够跻身于现代成熟宪政国家之列的，仅英国一例。（3）民主养成功能，即人民通过各种参与式民主的制度程序训练自身的组织与表达能力，学习公共生活的辩论、协商和妥协技巧及精神，理解公共利益与个体（团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强化公共生活的民主品质。
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或者任何不同比例混成下的自由共和主义，都缺乏一种明确的与传统进行对话、和解与会通的理论意识和意愿，都可能成为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方案。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公开原则是共和宪政得以运转的制度前提。
（2）高全喜的宪制发生学模式，侧重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进行思想史重构，并将这一重构成果运用于提炼中国宪制发生学的原理与路径。对于本文而言，政治宪法学的具体立场是从既定成文宪法（八二宪法）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主要不讨论非常政治宪法学，而是侧重于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
非常政治在古典时代主要体现为部落战争、内战、叛乱等形式以及伴随这些形式而发生了政体变迁。缺乏协商实质的参与式民主又可能堕落为一种简单的多数决（可能演化为多数人暴政）或者一种走过场的装饰性民主。
